卡波特与《冷血》:当虚构照进现实

作者:发布时间:2019-05-14 09:55

195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卡凯发娱乐波特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则题为《富裕农场主及三位家人被杀害》的新闻,他说服《纽约客》派他去调查这起谋杀案。在同为作家的幼年伙伴哈珀·李的陪同下,卡波特带着行李,搭乘火车,前往了事发地霍尔科姆,这个日后被他形容为“没有什么景致,只是一堆参差不齐的建筑”的偏僻小镇。
或许谁也没有想到,这篇本来只是想写写谋杀案对当地影响的报道会迟到六年,最终以一本远超初衷、厚达几百页的书呈现在所有人面前。一九六五年,它先是分成四部分在《纽约客》发表,次年集结出版,书名为《冷血》。两周后,这本书登上了美国图书畅销榜,占据榜首长达一年之久,在为卡波特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声誉的同时,《冷血》还开创了一种崭新的文学形式——卡波特所说的“非虚构小说”。
或许并不能使用“开创”和”崭新“这两个词。在20世纪50年代末,以汤姆·沃尔夫为代表的一众新闻写作者已经开始运用小说手法与文学语言进行新闻报道,这种被称为“新新闻主义”的写作方式也打破了传统新闻写作所遵循的客观与中立,往往带有写作者的独特风格和对事件的观点。卡波特的“非虚构小说”更像是在内容与体量上,对“新新闻主义”完成的一次扩充。
虽说“新新闻主义”自发展以来一直遭受批评,在上世纪80年代也出现过断层,但“非虚构小说”在文学领域却一直备受青睐。卡波特之后,诺曼·梅勒、亨特·汤姆逊等作家也开始进行此类创作,上文提到的哈珀·李在《杀死一只知更鸟》之后,也曾耗费十年写了一部与《冷血》类似题材的作品,只是这部遗作至今并未出版。
出版成书的《冷血》沿用了它在《纽约客》上发表时的结构。第一章“死神来临前夕”交代了案发前的背景,包括农场主克拉特及家人的生活状态、罪犯佩里与迪克的部分背景及活动计划、堪萨斯城与霍尔科姆的地域风貌等;第二章“不明人士”和第三章“水落石出”讲述了案发之后当地居民对此事的看法、案件的侦破过程、佩里与迪克的活动轨迹,在这部分卡波特也着重刻画了佩里的心理与精神状况,交代了更多佩里的过往;第四章“角落”记录了两名罪犯从被审判到入狱,最后被处死的漫长过程。1960年三月,佩里与迪克被判处死刑,1965年4月14日,在卡波特的目睹下,两人被处绞刑。“角落”一词,正是犯人对绞刑架的另一种称呼。
六年的跟踪调查,身为小说家的卡波特以多视角、多线索的叙事方式,深度又完整地还原了这起案件,以及案件如何像一道经久不愈的伤口,在亲历者的身上溃烂、扩散,甚至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而那些暴露出来的真相和细节,让人颤栗的同时也引发反思:幸福美满的四口之家,偏僻却宁和的西部小镇,对罪犯公正的审判过程,这些公众眼中的正面的描述真的恰如其分吗?
在卡波特的描述中,克拉特先生是那种集各种良好品性于一身的美国中年男人。他白手起家,从一名农业社员成为坐地八百亩的河谷农场主,他跟比自己小三岁的珍妮已经结婚25年,两人育有三女一男,男孩和小女儿跟克拉特夫妇住在一起。家境优渥,婚姻美满,这是他人眼中的克拉特一家。
事实上,克拉特一家也有自己的问题。随着家庭成员的增加,身为母亲的珍妮感到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正在消退,她不再是家庭的中心,不再能满足“天生的领导者”、“爱参加各种组织的人”——克拉特先生的要求,珍妮开始过上了一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也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作为母亲和妻子的职责。在这种状况下,他们的小女儿南希顺从母亲的期望,扮演了不属于自己的角色,还要与弟弟一起遵守清教徒般的父亲定下的各种规矩。
家庭生活称得上平稳,但这种建立在身份失衡与自我缺失之上的家庭恐怕也无法称为幸福美满,那只是人们对克拉特一家带有幻想成分的看法。也许,他们需要这样一个完美的家庭形象来说服自己,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同样美好和值得。
如果说卡波特在这本书里展现了自己作为小说家的敏锐与掌控力,那大概是在涉及案件核心的克拉特一家和两名罪犯以外,对卷入案件的警长杜威、克拉特一家生前的好友、两名罪犯的家人、周围居民等各色人物进行的观察与捕捉上,最终组织出一幅精准又鲜活的角色群像。这些角色各抒己见,让案件的舆论走向从惶恐中开始分裂:居民们互相猜忌,美好家庭不再,对霍尔科姆地区惯有的自足感摇摇欲坠。
在第三章结束的时候,卡波特写了当地居民在两名罪犯受审现场的情景:“虽然记者们都预料不会发生暴力行为,但不少人曾估计高声叫骂是难免的。然而当凶手们在身穿蓝色制服的公路巡警的护送下出现时,人群却寂然无声,仿佛在为凶手竟然也长着人的样子而感到惊愕。”
人们因对生活和土地共同的信念、对恶一致的谴责而站在一起,当信念被打破,当恶以如此日常、如此具体的方式出现在眼前,如同卡波特用到的那个词——寂然无声,这种联结开始显得既苍白又易碎。
那么,是什么让卡波特决定将这起案件从报道扩展为一本书?《卡波特》电影海报
2005年,根据《冷血》创作经历改编的电影《卡波特》上映,由霍夫曼饰演的卡波特在第二次与佩里交谈后,决定将这起案件写成一本书。在打给上司的电话里,卡波特谈到佩里表现得非常孤独、恐惧:“这个小镇,最重要的是这个凶手,他一定会让你震惊的。”
家境贫穷,父母离异,亲人相继自杀,《冷血》最终呈现出来的佩里,既是一个丧失理智的杀人犯,也是他人生活里的受害者。这些悲惨遭遇唤起了卡波特的同情,又或者说,在深入了解自己的写作对象后,卡波特从佩里的身上辨认出了自己的影子。在自己的书信集《盛宴易散》中,卡波特向佩里谈起自己的生活经历——
佩里与卡波特的合影
你甚至都不了解我生活中的表层事实——都和你的有些特定的相似之处。我是个独子,块头比岁数小很多——在学校总是最小的男孩。我三岁那年,父母亲离婚。父亲是个旅行推销员,我童年的大部分时光都跟着他在南方各地游荡。他对我并不坏,但我不喜欢他,至今依然如此。我母亲,生我那年才十六岁,非常美丽。她和一个非常有钱的古巴男人结了婚,我十岁起就和他们住在一起。不幸的是,我母亲,经历了几次流产后出现了精神问题,酗酒成性,使我的生活十分悲惨。后来,她自杀了。

在电影里,卡波特与佩里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戏剧化。一方面,佩里认定卡波特是理解自己的那个人,他答应卡波特的种种要求,因为他相信卡波特是在替自己寻求更公正的判决;而卡波特则利用佩里对自己的信任,来完成《冷血》这本书。根据卡波特的记录,佩里最后被鉴定为妄想型_____,这个本来可以帮助他取得宽大处理的辩护证据被当时堪萨斯州的法律规避掉了。虽然在五年的时间里,佩里和他的同犯迪克多次上诉,也取得了一次重新听证的机会,但都无济于事。
哈珀·李曾私下表达过对《冷血》中虚构事实的不满,这一看法大概来自于对事实的客观性和自身所背负的道德感。对于将真实事件纳入到文学领域的卡波特来说,或许他可以摆脱所谓客观性的问题,但在同情、功利等复杂情绪的夹持下,在六年来的创作过程中(卡波特曾多次在书信集里谈到创作《冷血》的艰辛),自己是否遭受过道德上的折磨,恐怕他自己也难以理清。
写完《冷血》后,卡波特又出版了两本书,他的小说《应许的祈祷》不加掩饰地写了自己的富豪朋友们,引发了众人对他的冷落,《给变色龙听的音乐》是他最后一本著作。1984年8月25日,距离自己60岁生日只有一个月的时候,卡波特在纽约病逝。如同前文提到的,在他去世后,他创作《冷血》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他的书信被集结出版,虚构故事的人最终成为了他人眼里非议众多的故事主角,虚构与现实的边界在卡波特的这段经历中变得模糊,难以分辨,却也呈现出同等程度的荒凉。